最先迈出这一步的是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1月7日，该行启动了总额高达215亿元的定向增发计划。
这违背了2009年11月民生银行在H 股上市之时作出三年内不融资的承诺；而民生银行食言的诱因，恰是中国银监会2010年8月30日一次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上的讲话通知。
这次通知，银监会引入了巴塞尔改革建议中的新监管指标，并在其基础上升级为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指标在内的“新四大监管工具”，新的监管框架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甚至“苛刻”的达标时间安排。
1月18日，内部分析师交流会上，民生银行有关人士透露，“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银监会对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2%，非系统重要性银行8.5%；而总的资本充足率方面，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4%，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是10.5%。”
尽管上述要求得到部分银行的否认，但无论如何，监管层拟从2011年起“加快推进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同步实施。”给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少资本压力。
按照银监会提出的时间表，系统重要性银行须在2012年达标，远快于全球的时间表。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中央汇金公司驻光大银行专职董事武剑表达了银行业对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担心，“国际大银行执行巴塞尔协议Ⅲ要经过2010-2019年这个长过渡期，而我们却要在两年之内达标。这是否具有可行性？”
是次会上，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周昆平亦直言，“我们是否要完全照搬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我认为，监管部门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要执行得那么严格。”
商业银行强烈反弹的背后，恰是中国银行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过去两年急剧膨胀的信贷活动，已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资本消耗——上市圈钱”的粗放式扩张模式弊端全部暴露，而在未来五年，信贷为主的融资模式能否迅速改变还是问号。
面对落后的业务模式和监管层的双重资本承压，破解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补充之路将在何方？
1.再融资：资本监管悖论
只要商业银行上述业务模式得不到根本扭转，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速度及补充渠道就会是困扰银行业的一个核心命题。
一位接近中央汇金公司的人士坦言，现在以银行信贷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不会迅速改变，未来五年之内转型步伐不可能太快。
中国银行业的再融资之路，始于2009年开始的信贷跃进。
当年9.6万亿信贷投放，到2009年末，几大国有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降1-2个百分点，而规模扩张较快的中小银行比如民生、宁波银行，资本充足率更是下降高达4-8个百分点。
同时，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银监会开始着力于宏观审慎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在其监管工具箱中，节节攀升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正成为监管利器。
2009年8月，银监会针对商业银行互持次级债造成资本普遍虚高一事，下发《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目的是挤掉附属资本中的水分。
新规明令主要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债务额度从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50%降低到25%，且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全额扣减本行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
此后不到半年，银监会再度加码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要求。
2010年初，银监会要求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中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5%，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7%，且拨备覆盖率从100%提至130%后，再次提至150%。
11.5%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恰是扣动2010年工中建交四家上市大型国有银行再融资计划的最后扳机，截至2010年1季末，四大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在11.5%上下徘徊，而中行更是低至9.2%。
随后的2010年，被看作上市银行再融资年，围绕五大国有银行再融资规模、方式、时间窗口、价格的猜测和争议，从年初到年尾，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跌宕波动的风向标；而一年中沪指从年初的3277点一路跌跌撞撞，全年整体下跌15.79%，在全球股票指数涨幅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
2010年银行再融资潮中，中、建、工、交四大行配股规模分别为600亿、617亿、450亿和331亿元，再加上中行和工行分别高达400亿和250亿元的可转债，几大国有银行再融资规模高达2648亿元。
一边是信贷高速扩张之下，资本加速消耗；一边却是逆周期监管框架下，银监会日益趋严的资本要求，双重承压之下，中国银行业患上了前所未有的资本饥渴症。
中国银行一位中层人士向本报记者一针见血指出其中的资本悖论，高速的规模扩张导致商业银行资本消耗急剧加快，再加之资本监管要求提高，商业银行不得不转向资本市场要钱；但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又会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成本上升、盈利下降，利润和分红的减少，又会导致投资者缺乏动力去投资银行，银行在市场上顺利融资成了大问题。
“2010年大行再融资再明显不过了，作为几大国有银行的股东，汇金公司和财政部迟迟不愿作出承诺，也是出于资金成本的考虑，最终各家均选择了对市场和大股东影响较小的配股方式。”一位接近国有大行再融资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
2.博弈升级：争议巴塞尔协议Ⅲ
然而，不幸的是2010年上演的故事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2010年9月份，随着国际银行业新的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正式出炉，国内监管部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有了一个非常充足的“国际理由”。
2010年9月份，巴塞尔协议Ⅲ甫一出炉，旋即引发国内银行业要不要与国际监管对接的争论。
相当多的商业银行人士对完全引用巴塞尔协议Ⅲ持谨慎态度，光大银行专职董事武剑认为，在讨论巴塞尔协议Ⅲ的时候，不应忘记巴塞尔协议Ⅱ。
“巴塞尔协议Ⅱ才是真正完整的体系，而巴塞尔协议Ⅲ是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方案。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对银行增强内力、改善管理是有实质性帮助的，而巴塞尔协议Ⅲ尽管短期看对我们影响不大，但其中长期影响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武剑分析。
一位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说，巴塞尔协议Ⅱ框架之下，由于对风险权重计算更为精算，且赋予了银行一定的自主权，即允许试点银行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历史经验数据和风险评估自己定一个风险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资本释放作用。
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不过，监管层有不同的视角。
由于，从2009年初中国已成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员，因此，正如银监会国际部副主任范文仲所言，“对于巴塞尔协议Ⅰ和Ⅱ，我们可以讨论要不要执行；对于巴塞尔协议Ⅲ，中国银行业必须执行。”
不仅遵照执行，中国银监会还拟定了比国际监管更为严格的标准，自2010年9月份以来，中国版本的巴塞尔协议Ⅲ为下一轮银行业再融资埋下了伏笔。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无论从指标标准还是达标时间上均高于母版，比如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方面分别高于巴塞尔Ⅲ1.5、2和2个百分点；而在时间表上，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别在2012和2016年达标，远快于全球时间表。
按照银监会的建议，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1%，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此外还附加了0~5%的动态调整空间。
不过，与巴赛尔协议Ⅲ有所区别，如巴塞尔协议Ⅲ要求2.5%的法定留存缓冲资本和0-2.5%的反周期缓冲资本，而中国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并未区分留存缓冲资本和反周期缓冲资本。
征求意见一出炉，就遭到了部分商业银行的强烈反弹。
一位大行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在股权结构和业务模式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国外大多数商业银行不是国有控股，像花旗、汇丰，众多小股东且股权分散，市场化程度高、市场约束也高；而中国商业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市场约束是否高于国外商业银行值得商榷。”他说。
交通银行周昆平说，未来五年之内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转型步伐不会太快，资本消耗会快于国外商业银行。新的监管标准之下，太高的杠杆率也会妨碍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理财业务是中间业务中的主要业务品种，将表内外资产业务一起打包进入杠杆率的分母，势必使理财业务受到限制。”
事实上，银监会对商业银行2009年以来不断膨胀的表外业务也开始发出警示，从2010年8月份开始，要求商业银行表外银信合作业务入表并计提相应的拨备和资本。
在信贷额度收紧后，银行只有提高贷款利率，以价补量了。
不过考验尚在后面，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为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落地形成了阻力，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利率市场化。
在多数银行业人士看来，利率市场化将会使商业银行利差收窄，因此利率市场化挑战甚至大于机遇。
武剑说，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大幅度削减国内银行的盈利空间，如果与巴塞尔协议Ⅲ叠加，银行业能不能承受？同时，汇率体系也要市场化，这会导致银行业资产结构调整，可能进一步增加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另外，发展资本市场会产生“脱媒”，也是一项压缩银行业盈利空间的改革。
不过，对于银监会而言，政策出发点直指过去几年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范文仲认为，引入巴塞尔协议Ⅲ，便可通过资本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贷波动。
同时，范文仲还认为，此轮国际监管改革确定的标准过低，且过渡期太长，即从2013年到2023年，长达10年；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曾笑言，如此长的过渡期，“可能没等我们达标，就又来了一场金融危机了。”
银监会内部初步研究结果是“各方面都能达标，但未来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压力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释放。”
银监会的主张，得到了央行的呼应。2010年1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亦表示，中国尽快引进巴塞尔协议Ⅲ不见得是个坏事。
3.业务转型：破解资本之道
监管层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并没有为银行打开另一扇窗。
一位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人士向本报记者坦言，“我们一直在向央行和银监会呼吁，加强监管没问题，但一定要扩充资本补充渠道，你得让我有地方去融资。”
目前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大型银行和中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然是11.5%和10.5%；然而，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落地，确定逆周期附加资本，商业银行必将再次出现资金缺口。
在大多数银行业人士看来，目前商业银行没有更好资本补充方式，主要通过两大渠道，一是自我积累，二是社会融资，自我积累潜力用完了，只能转向社会融资。
目前，几大国有银行再融资基本需依靠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的注资，而汇金的注资资金则来源发债融资。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汇金公司1875亿元发债计划便已告知公众；不过，如此模式到底能持续多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超曾对汇金发债收益和发债成本进行过评估，汇金公司正面临发债成本上升和分红不断下降的尴尬。
“发债的成本是汇金支付的债券利息，由于接下来进入加息周期，因此发债的成本会上升。而发债的收益是购买普通股之后获得的分红，现在的分红比例大致是45%的水平，以后会下降。”陈超分析。
从2008年、2009年每股股息来看，几家大银行的每股盈利是三到五毛钱，每股股息是平均两毛钱左右，由此可知，汇金通过分红获得的收益率大概是5%，甚至更低一点。
由于利息负担在不断增加，而收益却不断下降，汇金在发债模式中将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资本市场质疑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陈超说，或许有一天，汇金会说这样做是不合算的，银行应该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
周昆平也认为，建立资本补充渠道可以进行创新，比如，到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的地方如到美国、英国去上市。
“但是，到美国、英国上市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挑战更大。一方面，对信息披露要求变得非常严格，内幕交易受到严格控制；另一方面，监管成本会很高。”周昆平表示。
浦发银行风险管理部一位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如果资本要求太高，会导致银行杠杆率下降，在资产回报率确定的情况下，随着杠杆倍数的下降，银行资本回报率也是要下降的；但如果资本充足率提高导致资本回报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话，会对银行的业务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银行会发现，通过资本来支撑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还不如资本运作，比如兼并、收购等资本投资获得的资本回报率高；这会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布局上产生重大调整。”上述人士分析。
如何破解中国银行业资本难题，实质上是如何调整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即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业务扩张模式；而这种模式在2009-2010年的狂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面对近两年商业银行呈现出“垒大户”、以量补价等同质化竞争现象，一位股份制银行副行长向本报记者无奈表示，这是商业逻辑之下，银行业的本能反应，“银行一定是什么能够持续稳定的赚钱，就去做什么。”
不过，随着货币政策转向常态，过去两年银行业依靠大规模增加贷款、高速扩张的模式正在面临挑战。如何摆脱资本和监管双重困境，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的尝试或许能够代表商业银行的心声。
2010年12月底，姜建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中国会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之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会给银行原有的营业模式带来冲击。
因此，工行要更多地依靠内涵资本增加来补充资本，靠资本优化和节约来减少资本耗用；即从原来的“高资本占用”的业务模式，向“资本节约型”业务模式转变。
目前工行整个收入结构大概是6∶2∶2，即：60%的收入来自于利差，20%来自中间业务（手续费或佣金），另外20%来自投资和交易收入。
“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竞争加剧，利差收窄，无疑将会对现在占比很高的60%的存贷利差收入产生很大影响。”姜建清表示。
为此，姜建清为工行制定了一个业务转型时间表，即希望用未来5年时间，使收入结构从6∶2∶2变成5∶2.5∶2.5，然后再花5年，达到4∶3∶3。
一家民营银行的股东，对于该银行需要不断补充资本金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过去银行的关注点都是在资产管理、负债管理上，而对资本的管理能力较弱。随着监管机构对资本约束的强化，今后银行应该重点关注资本管理，以便能够科学、合理、精细的使用资本，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外部“输血”。
上述浦发银行人士表示，要破解这种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改革措施，而不是某一个领域的纵深直入，比如利率市场化。如果存贷款利差仍然客观，很难从根源上控制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
